红杉×福特，一场穿越半世纪的对话 | Great Causes
红杉资本的全球 LP（有限合伙人）名单可以说是一份美国慈善基金会名册，福特基金会、罗伯特・伍德・强生基金会、威廉与佛洛拉・休利特基金会、默多克慈善信托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威康信托基金会、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美国知名私人公益基金会和大学基金皆为投资人，占 LP 总数的 80% 以上。
2018 年 4 月，红杉资本全球 LP 年会在北京召开，这是 8 年后该大会再次来到中国举办。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在致辞中提到，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世界经济的舞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0 年后，中国经济增速略有放缓，但随着消费升级，高质量发展正迅速提升，消费在 GDP 所占比重日益加大。与此同时，中国科技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8 年前，没有一家中国企业在市值上能够位居全球企业前十位，如今我们有阿里巴巴和腾讯两家企业，相信未来 5~10 年间，还会有更多中国企业可以跻身世界前列。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 Douglas Leone 也对中国的崛起表示赞同，他同时认为，世界变化将会越来越快，而技术已经渗透进了所有市场，因此创新是一切的基础。
会议期间，红杉中国合伙人浦晓燕与来自不同基金会的三位 LP 嘉宾进行了对谈，红杉汇将持续推送专访视频，与你分享他们的精彩观点。本期嘉宾是福特基金会副会长、首席投资官 Eric Doppstadt 。福特基金会是红杉资本 45 年前的第一个合作伙伴，福特基金会与中国有哪些合作？在慈善事业上有哪些创新？为何选择与红杉资本长期合作？Eric Doppstadt 在这场穿越半世纪的对谈中一一为我们道来。
Sequoia LP Meeting
Beijing・China ・ 2018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r06400qxb1n&width=500&height=375&auto=0浦晓燕：福特基金会是中国的老朋友，在中国支持了大量的慈善公益项目。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福特基金会目前正在推进的项目和以往已经取得的成就？
Eric Doppstadt：自 1960 年以来，福特基金会就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合作。在中国，除支持中美学术交流外，我们还资助了很多机构的发展，包括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今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的发展研究部门，以及基金会中心网等。我们还资助了中美强基金会，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组织，致力于帮助更多美国学生学习中文，其主要目标是到 2020 年美国有 100 万名学生学习中文，此外我们对一系列中美学术交流给予资助。我们的工作覆盖广泛，扶持具有创新精神的个人、机构和项目。实际上，我们的这一理念和红杉资本的精神不谋而合。
浦晓燕：福特基金会最终目标是推动社会进步，减少世界不平等，不论通过慈善的方式，还是通过项目资助或捐赠，乃至通过影响力投资。请问这些方式有何相同和不同之处？如何在不同的方式之间实现平衡？
Eric Doppstadt：首先，我想讲一下福特基金会对本金投资的看法，这或许会有帮助。我们一直通过良好的投资来实现基金会的项目使命。很多人不了解的是，我们资金的来源完全是基金会的自有基金，实际上我们也不接受任何捐款。当初创立的捐赠基金是福特家族提供的现金和福特汽车公司的股票，几十年来我们从未接受任何捐赠。
我们把基金会的资金使用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项目资助，第二类是项目相关投资或 PRI，第三类是使命投资或影响力投资。项目资助很容易解释，我们为机构或个人提供资金支持，帮助他们开展项目，以达成使命。1968 年，福特基金会开创性地尝试开展项目相关投资，这是很有意思的创新。不论是经适房项目还是支持小企业投资基金，我们都希望能够刺激经济活动。我们这些投资的目标不是产生很大的投资收益，而主要是实现我们追求的慈善目标或项目目标。
与项目相关投资不同，使命投资（影响力投资）旨在兼顾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举几个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使命投资的例子。首先就是美国的经适房。你知道美国经适房十分短缺，我们的目标之一就是既保留给中低收入人口既有的房屋库存，同时扩大在美国的经适房供给。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仅要扩大房子的原始供给，还要给这些项目里的居民提供服务。这就需要更多的资源，而且，与那些单纯为实现收益最大化的投资不同，我们需要用其他方式来管理这笔投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Global South，我们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拉美、非洲和南亚，给那些尚未得到充分服务的人群提供金融服务。我们希望通过创新的科技手段或其他有效方式，给那些人群提供贷款或保险等金融服务。
浦晓燕：选择与风险投资公司合作时，您考虑的因素或选择标准是什么？
Eric Doppstadt：风险投资对基金会本金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最大的投资方向之一。
福特基金会在这方面也是先驱，我们是美国 1970 年代支持风险投资的首批机构之一。我们非常有幸成为红杉资本在 1970 年代初创立时的首个财务上的合作伙伴，在随后 45 年里，我们双方的关系非常融洽。风险投资在我们投资组合中的作用主要是给我们提供进入高成长行业的机会，从而有望获得较高的财务收益。红杉资本过去 15 年在全球开展业务，包括印度、以色列和中国，这期间我们一直与红杉资本合作。
我们在选择投资对象时要做到深思熟虑。首先，我们要尽可能与最优秀的人合作，在我们目标投资领域选择最优秀的合作伙伴。
其次，我们要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因为我们认为长期投资是有很大的好处。红杉资本可能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我们双方已经合作近 50 年。以投资红杉资本为例，我们更关心十年期的整体投资回报，而非当季的业绩，这使我们有别于很多面临短期业绩压力的出资人。
我们希望与有跨行业周期经验的基金合作，或者基金合伙人拥有跨周期投资经验。我认为红杉资本正是这样的基金，它一次次成功完成了领导者代际过渡，这在任何国家、任何类型的投资基金中都很少见。
浦晓燕：福特基金会和红杉资本长期合作 45 年之久，请问有没有哪些趣事可以分享一下？
Eric Doppstadt：我发现红杉拥有良好的思辨机制，反对“人云亦云”。在美国科技圈，很多投资人在这方面吃过苦头，他们会一窝蜂地去追求、投资同样类型的公司。而红杉资本一贯秉承独立思考的精神，追求投资某一领域的最优秀的公司合作，这非常难得。红杉资本的业绩一直很稳定，并且与众不同。
举一个例子，尽管红杉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所谓的互联网泡沫时代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他们仍然是第一个站出来说“泡沫破灭了，我们在投资时犯了一些错误”的公司，甚至在会议上列出一份叫做“我们犯过的十个最愚蠢错误”的清单。尽管红杉在那段时间的投资很成功，但他们仍然很诚实地给出资人展示了那份清单，这是他们不断思辨、复盘的标志，也展示了持续提升业绩的决心。
浦晓燕：作为红杉资本的员工，我非常有幸在这样卓越的机构工作。我们也很荣幸，能够拥有福特基金会这样的合作伙伴。
Eric Doppstadt：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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